2007年，钱学森96岁大寿之际，寿宴现场高朋满座。忽然，钱学森看到角落中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不禁离开了自己的席位，来到老人跟前，带着有些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您现在有几个孩子啦？”谁知，老太太的回答竟让他当场泪流满面。
2007年秋天，在北京的一个宴会厅里，96岁的钱学森站在灯光下，身边围满了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名人，可他的目光却越过人群，落在了角落里一位瘦小的白发老太太身上。
她叫李佩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腿上放着一本旧相册，钱学森突然停下应酬，穿过人群，直直地朝她走过去。
这位共和国的功臣伸出手，紧紧握住了老太太的手，他声音发颤地问了那句话：“您有几个孩子？”李佩眼圈红了，但语气很平静：“没有。”
话刚说完，钱学森当场就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，整个宴会厅一下子安静了。
1937年，北平陷落，北京大学的窗户都被炮火震碎了，20岁的李佩站在废墟里，耳边是同学们的喊叫声，这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姑娘，没跟着大家逃，反而加入了救护队。
在昆明的废墟中，她学会了用绷带包扎伤口，就在那时，她遇到了一个总揣着计算纸的物理系助教，这个人就是郭永怀。
当时郭永怀在西南联大工作，工资很低，眼镜腿用胶布缠着，口袋里总装着没吃完的馒头，两人在防空洞里聊相对论，在油灯下争论费米实验室的新发现。
1945年，郭永怀发表了论文《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》，一下子解决了困扰物理学界很久的声障难题，他和钱学森从师兄弟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好朋友，甚至被圈里人叫做“逆向师徒”。
1947年，李佩收到了康奈尔大学的录取通知，郭永怀把自己攒了五年的钱换成船票，说：“我也应聘了那边的工作。”在美国的十年，两人都干出了名堂，郭永怀成了空气动力学专家，李佩也在校园里站稳了脚跟。
五十年代初，冷战气氛紧张，因为他们掌握着尖端技术，成了美国重点盯防的“危险人物”，想逃出来太难了。
1956年，钱学森找上门那天，夫妻俩刚给女儿过完3岁生日，收拾行李时，李佩想带上新买的羊毛大衣，郭永怀悄悄换成了两箱研究资料，回国坐船在太平洋上漂了37天。
李佩抱着晕船的女儿，看见丈夫把装机密文件的包拴在腰带上睡觉，回到北京后，郭永怀直接去了沙漠深处的试验场，李佩拒绝了外事局长的职位，在工地和泥瓦匠商量怎么盖教学楼。
1968年冬天的那个电话，成了永远的遗憾，郭永怀在西北基地说“明天到家”，第二天送来的遗物里，有块烧坏的怀表，金属壳上还粘着人体组织的痕迹。
搜救队在烧焦的残骸里找到他时，遗体被火烧得面目全非，但他死死抱着一个很别扭的姿势，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掰开那双烧焦的手臂，看到了那个完好的公文包，里面的绝密数据，连一个角都没皱。
噩耗传来，钱学森觉得天都塌了，他哭着说：别人都说我能顶五个师，可谁知道郭永怀能顶两个我啊！
李佩把怀表的链子缠在手腕上，转身继续批改作业，家里从此多了一扇永远敞开的门，从那以后，她把心里的痛，全都砸进了三尺讲台。
1996年秋天，女儿郭芹病重去世，那天下午，李佩照常站在讲台上，只是嗓子沙哑，总要清清喉咙。
后来邻居发现，她总在半夜擦拭女儿的钢琴，琴上摆着三个茶杯，那一年，她78岁了，丈夫走了，女儿也走了。
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李佩把存折交给了红十字会，工作人员数着“6”后面的五个零，眼睛都看直了，60万。
老人已经拄着拐杖，慢慢走远了，钱学森问她那句话的时候，李佩正在翻相册里的结婚照，照片上，新郎穿着借来的西装，新娘头发上别着一朵野花。
她只轻轻说了声“还好”，顺手把滑下去的披肩往上拉了拉，九十岁生日宴结束后，老人慢慢走回中关村那栋旧楼。
门口还摆着两双布鞋，位置一点没变，那句明明知道答案却还要问的“有几个孩子”，不只是揭开旧伤疤，那是迟到了几十年的致敬。
2017年的冬天，这位百岁老人安静地走了，那栋爬满爬山虎的老房子里，钢琴罩干干净净，一点灰都没有，写字台上摊开一本《空气动力学原理》，没合上，书页间还夹着一朵干了的野菊花。
真正的英雄，其实不需要响亮的掌声来封神，他们是在漫长的沉默里，立起一座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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